敕具官李吁：朕有大政令，使近臣总领其议。民之休戚，国之治乱成其手，可谓重矣。尔以儒术，进以邑政，选而为之官属，亦岂轻哉！二三臣者，言尔当迁。其服朕命，益祗乃事。可。

黄陂新令李吁到未几，其声蔼然，与之语，格韵殊高。比来所见，纵小有才，多俗吏。俦辈如此人殆难得。公好人物，故辄不自外耳。近葺小屋，强名南堂，暑月少舒，蒙德殊厚。小诗五绝，乞不示人。

中州刘君端伯扁其教子读书之堂曰「东桂」，客有过而问曰：「东乌指」？则应之曰：「胫腪发于仁气之温厚，事业方乎青春之磨砻。物所从始，总名曰东。岂以出乎震者，然后显发生之鸿蒙」？「然桂乌在」？「堂即桂之宫，人即桂之丛。善培植根，茎叶菁葱。芽荄万实，皆一气之所充」。「敢问秀气之所钟」。曰：「吾之桂不待移栽于八盘之绝顶，亦岂远蹑乎五岭之遐踪。其蟠然于清虚之府者，乃密阴之所同；及其一日而来天阙者，乃清芬之所从。咏游其间，启明发聪。暮而属思，胆灵肝通；朝而运笔，活兔生风。其花也岂有不攀而挹，其香也岂有不薰而浓者乎」？言未既，明辉澄彻乎冰壶之内，清影流入乎霞杯之中。主人于是指而示客曰：「人以为山河大地者非也。婆娑婆娑，其出乎必由析木，驾苍龙。浴沧海之清润，沐阳谷之和融。故其延光舒采，芗满璇穹。郤生得其一而为瑞世之词藻，窦氏得其五而为毓秀之阴功。兹乎萃东堂之四，而斯所以为机会之逢。是则名之所定也」。客乃整襟肃容而谢曰：「君将以主乎生者为东，而以根诸心者为桂耳。欲梯丹霄，乘素魄，以漱其芳于二十八宿之心胸。君之志诚大已。膏之沃者其光炫，根之溉者其菡浓。君诚益修乎人事，兹乃大契乎天工。然则斯堂也，薰两间之仁气，会合璧之光重。夫既已蜚英腾茂于尔嗣，而且流芳垂耀于无穷也。猗与盛哉（《须溪集》卷六。又见《须溪四景诗集》。）」！

「为」、「非也」：原脱，据《须溪四景诗集》补。

先集无人写得，亦多是应用文字，非吾弟今日问学所急，故不送。前书已详言，何不见悉耶？墓刻不敢忘，幸且少宽之。《谯传》非病翁所作，乃原仲、致中二丈见之。其说亦有病，非学问正脉也。《遗书》中李端伯、刘质夫所录极精，可熟味之，便见学问正当用力处矣。

嘉定乙亥岁，仲兄文惠公持节江左，取所传朱文公先生语录锓木池阳，凡三十有三家，其书盛行。性传被命造朝，益加搜访，由丙戌至今，得四十有一家，率多初本，去其重复，正其讹舛，第其岁月，刻之番阳学宫。复考池录所馀，多可传者，因取以附其末。合池录与今录，凡先生平生所与学者谈经论事之语，十得其九。嗣有所得，尚续刊之。池录之行也，文肃黄公直卿既为之序，其后书与伯兄乃殊不满意，且谓不可以随时应答之语易平生著述之书。性传谓记者易差，自昔而然。《河南遗书》以李端伯《师说》为首，盖端伯所记，伊川先生尝称其最得明道先生之旨故也。至论浩气一条，所谓以直养而无害云者，伊川乃深不谓然。端伯犹尔，况于其他？直卿之云真是也。然尝闻和靖先生称伊川之语曰：「某在，何必观此书」！而文公先生之言则曰：「伊川在，何必观？伊川亡，则不可以不观矣」。盖亦在乎学者审之而已。先生《家礼》成于乾道庚寅，《通鉴纲目》、《西铭解义》成于壬辰，《太极通书义》成于癸巳，《论》、《孟》注问、《诗集传》成于淳熙丁酉，《易本义》、《启蒙》成于乙巳、丙午之间，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章句、或问成书虽久，至己酉乃始序而传之。《楚辞集注》、《韩文考异》成于庆元乙卯。《礼书》虽有纲目，脱藁者仅二十有三篇，其著书岁月次第可考也。《家礼》编成而逸，既殁而其书出，与晚岁之说不合，先生盖未尝为学者道也。《语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四书，后多更定，今《大学·诚意章》盖未易箦前一夕所改也。是四书者覃思最久，训释最精，明道传世，无复遗蕴。至其他书，盖未及有所笔削，独见于疑难答问之际，多所异同，而《易》书为甚。㬊渊所录一编与《本义》异者十之三四，大率多合先君文昭本传之说。文昭谓《乾》《坤》之用主于诚敬，《坎》《离》之用主于诚明，世未有通其义者，而先生独称之。其不执一说，惟是之从如此。故愚谓《语录》与《四书》异者，当以书为正；而论难往复，书所未及者，当以《语》为助。与《诗》《易》诸书异者，在成书之前，亦当以书为正；而在成书之后者，当以《语》为是。学者类而求之，斯得之矣。不特此也，先生平日论事甚众，规恢其一也。至其暮年，乃谓言规恢于绍兴之间者为正，言规恢于乾道以后者为邪，非《语录》所载，后人安得而知之？是编也真不为无益，而学者不可以不之读也。先生又有《别录》十卷，所谈者炎、兴以来大事。为其多省中语，未敢传，而卯火亡之，今所存者幸亦一二焉。嘉熙戊戌月正元日，后学三嵎李性传书。